在对挑战的回应中，以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最具特色，这里可以对两者进行一番比较分析。

   首先在对主体化问题的态度上，两者显示出根本性的不同。古希腊文明顺应文明时代的私有化大潮，勇敢地承担起生命“有死”的悲剧本质，其精神方式就是所谓的死亡哲学。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开始有了哲学，也就首先产生了对死亡的哲学思考。不仅对死亡的沉思在古希腊被看作是人类摆脱童年时代的标志，直到海德格尔仍然认为只有通过冥思死亡才能获得人的“此在”。正如我们在先秦诸子中随处可见的关于生命伦理的智慧话语一样，在古希腊哲学中俯拾即是的则主要是关于死亡的沉思。如苏格拉底的人生结束语：“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活路好，惟有天知道。”又如柏拉图的名言“哲学是死亡的训练”等等。它们千百年来一直深深地感动着第一位读者的心。古希腊人之所以能对今人恐惧的死神抱以如此冷静和不动声色的回应方式，主要应根源于其日神精神对个体化的肯定，以及由此而在主体化过程中所凝聚起来的理性精神。“过理性生活”，不受情感困扰，在古希腊是被当作一个成人的主要美德。既然生命的本质中就包含着死亡，那么对它还有什么恐惧的呢？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怕死”出于“不智”，即个体精神上的残缺所导致。此外，个体的生和死，还被看作只与人的肉体相关，而肉体则被看作是理性的低级阶段，即尚未充分完成主体化的东西，所以伊壁鸠鲁认为死对于生者与死者都是不相干的，同样塞涅卡则把生死忧虑看作是卑怯、肮脏的东西。如此心怀理性面超越生死，甚至一心想着、渴望着死，那么还会有什么恐惧呢？所以爱比克泰德有句名言就说“可惧怕的事情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著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则指出，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满意地离开”。究其实质，西方人的路数即把死亡当做一个外在于生命的对象，从而将之从生命内部搬迁出去，让这变得与理性生活毫不相干，即西方人在使生命日益主体化、理性化的进程中，克服了死亡所带来的畏惧与焦虑，从此走上了与原始文化及其诗性智慧完全不同的生命之路。

    而中国诗性智慧与此迥然不同，由于诗性智慧根源于一种永生的信仰，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拒绝私有化所带来的死亡意识。当青铜时代死亡意识逐渐觉醒时，它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把死亡意识，连同必然要产生它的私有制生产方式一同加以拒绝。如何拒绝呢？从当时的人类经验角度，它只能是对诗性智慧的回归。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先秦时代经常出现的乐园主题，如《山海经》中讲的“不死民”，“不死之国”，“不死山”，“不死树”，“不死草”，“不死泉”，韩非子讲的“南土不死之药”，直到屈原的《远游》仍写有这样动人的诗句：“仍羽人之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这种生命精神表现于人类自身的生产上，即是对主体化的拒绝，其原因在于主体化必然要在生命内部产生一个与生命本身相对立的、异已的理发本体，这一理性本体是由于按照其内在规定就是建立在对感性生命的压抑之上，所以它必然要导致个体内在的二元分裂、灵肉对立与生死选择。所以要从根本上抗拒死亡意识，就必须从个体内部拒绝主体化生成方式。因之，与古希腊文明高扬理性本体，在与死亡的对峙及蔑视中回应文明的挑战截然不同，中国文明则是以否定主体化的方式，尽力取消生命内部在文明时代逐渐展开的二元对立，以保持内在生命在精神感受上那种诗性智慧的永恒与自由。这种差异还可从中西诗歌的不同来把握。例如同是吟咏死亡，在西方诗歌中它常被表现为一种一次性的永不再现的悲剧过程，而在中国，无论诗歌和各门艺术，到处所充溢的都是如宗白华讲的无往而不返的生命循环节奏。

    其次是对对象化问题的态度。西方文明由于主体化完成的非常彻底，个体最终被生产成为一种理性主体，所以理性之外的所有存在，也都被充分地对象化成理性的对象，成为与理性只有抽象的联系，而缺乏生命有机关系的客观世界。这也顺应了私有化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割断自然与个体的所有生命关系，才能够不择手段、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将对象占有、私有化。这就发展出西方文明那种冷酷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技术性精神——实践方式。中国文明则正与此相反，由于主体化的不发达，所以不仅主体不能成为主体，对象也不能充分地发展为对象本身。这当然根源于中国文明的生命伦理学，由于这种伦理学将生命的价值内涵赋予宇宙万物，所以正如儒家所宣扬的，宇宙内事，是已分内事；亦如道家所宣讲的“天地与我为一”。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关于自然变化的事件都与人类相关，也都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况。但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在文明进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主体化活动，即人类必须从自然界或对象世界中获取食物资源，这就给中国文明带来一种深刻的悖论，即只有什么都不干，才不会弄脏自己的手；而一旦要生存下去，就必然丧失其作为自然之子的纯洁与朴素。而在个体化充分完成的古希腊，则不存在这种情感上困惑，因为自然本就外在于古希腊人，并且两者之间是相敌视的；对天人合一的中国文明来说，情况则有根本的不同，由于征服、改造对象，同时也就是征服、改造生命的本身，所以为了保持生命本身的自由，也就首先必须给宇宙万物以自由；其对对象化的态度就只能是一种满怀痛苦的接受，即在社会利益上不得不接受它，而在心理利益上不得不对它予以拒斥。所以与征服自然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国文明首先要做的是征服自身，即通过伦理建造来放弃那种由主体化而来的对象化欲望，以此来尽量减少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

    由此可以推论出一个关于诗性智慧的基本看法，即从人类生命活动方式的角度，诗性智慧的本体内涵即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这样两种生命活动方式。